# 国语版 桂芳把最后一根烟摁灭在铁皮烟灰缸里，电影院里的灯还没暗。银幕上正在放字幕：领衔主演、特别友情演出、摄影、美术、音乐……一行行白色繁体字从下往上爬，像当年舞厅里那些慢慢升起的泡沫。她攥着那张票根，已经揉出了汗。票面上印着四个字——《香港舞女》。下面还有一行小字：国语版。 她本来不想来的。六十岁的老太婆，一个人坐在电影院里看这种片子，说出去都嫌丢人。可前几天在报纸角落里看见这则广告的时候，手指头突然不听使唤地抖了一下。“国语版”三个字像钩子，从四十年前的那条暗巷里勾出些东西来。 四十年前，她十八岁，不叫桂芳，叫阿珍。 湾仔的“金蝴蝶”舞厅，霓虹灯管弯成一只展翅的蝴蝶，一到晚上就亮得扎眼。阿珍穿着租来的银色亮片旗袍，裙摆开到大腿根，脚上的高跟鞋是借的，大了半码，走路得夹着脚趾头才不会掉。舞厅里放的曲子都是英文的，爵士乐，偶尔插一首上海老歌，但很少。来的客人有洋人、水手，也有从北边南下的商人。那些商人爱听国语歌，点一杯威士忌加冰，坐在暗处，用国语喊：“小姐，过来坐。” 阿珍不会说国语。她会说粤语，会说几个英文单词，会笑，会喝酒，会陪着跳舞。但国语里那些弯弯绕绕的音调，她张不开嘴。有一回一个北方来的客人跟她说：“你长得像我老家的表妹。”她听不懂，只是笑。客人又说了一串，她还是在笑，最后那人叹了口气，用半生不熟的粤语讲：“我讲国语，你听不懂的啦。” 那时候她多想听懂啊。听得懂国语，就能知道那些男人在说什么，就能接上话，就能让客人多叫几杯酒，多给点小费。她偷偷学，跟着收音机里的话剧学，跟着舞厅里偶尔放的黑胶唱片学。唱片上有一首《夜上海》，她跟着哼，咬字咬得笨，“夜”念成“耶”，“上海”念成“桑海”。舞厅的经理笑话她：“阿珍，你唱得跟咸水歌似的。” 后来她真的学会了几句。但学会的时候，已经不想再听了。 电影开场了。银幕上先是一片霓虹灯，然后一个女人走出来，穿着红色旗袍，高跟鞋踩得咔咔响。那女人很年轻，眉眼间有股狠劲。桂芳眯起眼睛看，觉得那裙子太红了。她当年穿的是银色，后来穿过紫色，穿过墨绿，就是没穿过正红。正红色是头牌才能穿的，她不够格。 声音从四面八方涌出来——标准、圆润的国语配音。女人的台词一句句落地，每个字都清清楚楚，没有粤语的入声，没有那种短促的顿挫。桂芳突然觉得喉咙发紧。她在香港住了大半辈子，早就习惯了粤语的七音九调，可此刻听到银幕上那把国语嗓音，竟像听见了另一个世界的声音。 那个世界里，她曾经差点走进去。 是一个水兵，不，是一个年轻的船员。从青岛来的，叫沈什么，她记不清了。只记得他很高，穿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制服，领口有一颗扣子掉了，露出里面麦色的皮肤。他在“金蝴蝶”坐了一整晚，要了一杯啤酒，却一口没喝，就那样看着她。她用夹生的国语问他：“你——跳不跳舞？”他愣了半天，说：“我不会。” 她笑了。那是她笑得最真的一次。 后半夜他送她回住处，路过庙街，路边有卖唱的，唱的是国语老歌。他跟着哼了两句，她问他唱的什么，他说：“电影里的歌，《香格里拉》。你看过吗？”她摇摇头。他说：“等我回来，带你去戏院看。有国语版，你能听懂的。” 他没回来。船走了，人没了。过了几个月她听说那条船在海上出了事，沉了。没有人来告诉她更多，舞厅的姐妹说：“找你那个水兵啊？船都没了，人还能在？”她不信，跑去码头上问了三天，收到的只是一句“等着吧”。她等了一年，两年，后来就忘了等，只记得他说过要带她去看电影，国语版的。 银幕上，那个红裙女人正在跳舞，镜头推近，她的眼眶里有泪。桂芳摸了摸自己的脸，干的。她早就不会哭了，眼泪这东西跟年纪一样，来的时候挡不住，走的时候也留不下。 电影放到一半，她站起来，慢慢往外走。穿过黑暗的过道时，后面传来一句台词：“你别走。”她顿了一下，没有回头。 走出电影院，街上的霓虹灯还是那么多，只是不再有蝴蝶形状的了。桂芳站在路灯下，从口袋里摸出烟盒，空了。她攥紧那只空盒子，心想：当年那张国语版电影票，到底是他忘了买，还是天津根本就没上映过。 这个问题，她大概到死也找不到答案了。！